縛雞行

　　《縛雞行》大約在公元766年（代宗大歷元年）夏歷歲暮作于夔州西閣。

　　詩人于偶然之中，看到家中小仆人正在捆雞，要拿到市上去賣，而雞被捆得著急，邊叫邊掙扎，似乎在向人提出抗議。“相喧爭”三字，將小雞人格化，使縛雞這個細節(jié)充滿了生動活潑的生活情趣。詩人一詢問，原來是因為家中的人怕雞吃掉螞蟻之類的小蟲，有傷生靈，所以要賣掉它。然而詩人仔細一想，雞賣出去不是也要遭受宰殺的厄運嗎？為什么人對蟲子要施以厚恩，而對雞卻要報以刻薄呢？詩人對此似有所悟，立即命令小仆人解縛放雞。然而詩人再仔細想想，放了雞，蟲蟻不是又要遭受災難了嗎？反復想來，實在沒有萬全之策，于是只好倚靠在山閣上，注視著寒冷的江面，江水正浩浩東去，遠處是迷蒙的煙靄，一片蒼茫。詩中似乎表現了一種道家的思想。據《莊子·列御寇》：“在上為烏鳶食，在下為螻蟻食，奪彼與此，何其偏也。”因而，陳師道說：“雞蟲得失，不如兩忘而寓于道。”（《杜詩鏡銓》引）但似乎又是佛家的思想。王右仲說：“公晚年溺佛，意主慈悲不殺，見雞食蟲蟻而憐之，遂命縛雞出賣。見其被縛喧爭，知其畏死，慮及賣去遭烹，遂解其縛，又將食蟲蟻矣。雞得則蟲失，蟲得則雞失，世間類者甚多，故云‘無了時’。計無所出，只得‘注目寒江倚山閣’而已。”（《杜臆》）

　　當時，天下戰(zhàn)亂已久，國家和人民都陷于苦難中，一時還無法擺脫困境。杜甫雖有匡時濟世之志，但年老力衰，已“無力正乾坤”。蕭滌非先生說：“感到‘無力正乾坤’的詩人是很難做到飄飄然的。白居易有這樣兩句詩：‘外容閑暇中心苦，似是而非誰得知？’我以為這對于我們理解杜甫這一貌似達觀的形象很有幫助。”（《杜甫詩選注》）可見詩中仍然表現了作者對時局的深切關心，流露了對國家、人民的憂慮，在計無所出的情況下，無可奈何的苦悶心情。

　　此詩的別致之處，還表現在語言上。杜詩語言的基本風格，是千錘百煉而嚴整精工，但此詩語言卻平樸自然，采用散文化的句法，顯得平易順當。如同當面交談，讀來親切動人。這與表現細小的生活情節(jié)，與抒發(fā)表面看來輕松的感情，是極為適宜的。

　　洪邁在《容齋隨筆》中評論說：“《縛雞行》自是一段好議論，至結語之妙，非他人所能企及也。”他還引了李德遠的擬作《東西船行》進行比較：“‘東船得風帆席高，千里瞬息輕鴻毛。西船見笑苦遲鈍，流汗撐折百張篙。明日風翻波浪異，西笑東船卻如此。東西相笑無已時，我但行藏任天理。’此詩語意極工，幾于得奪胎法。但‘行藏任天理’，與‘注目寒江’，不可同日語耳。”而沈德潛在《唐詩別裁集》中更是一語破的：“宕開一筆，妙不說盡。”的確，此詩最純之處就在于結句。一是在結尾處故意采用逸宕手法，由議論而轉入寫景，使得篇末產生變化，通篇由平實入空靈，搖曳生姿；二是將上面所議論的內容突然收起，將欲盡未盡之意如鹽著水般地化入景中，讓讀者根據自己的經驗去品味和領悟，從而引發(fā)出深沉的思考，顯得含蘊無窮，韻味悠長。《東西船行》的結句“行藏任天理”之所以不能與“注目寒江”同日而語，就在于已經把道理說盡，沒有回味的余地。